任绪东教授是我院脑病科学术带头人，从事中医临床、科研以及教学工作已40余年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使得他师古而不泥古，勇于创新，敢为人先，形成了其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。

任绪东教授主要擅长中医脑病、脾胃病及内科杂病的中西医治疗，相继探索提出了“中风病患者应重视后遗症期和并发症的治疗”，“中风病防重于治”的观点。带领团队先后开展了动脉溶栓、静脉溶栓、脑出血微创清除血肿术、中医综合康复治疗等技术项目，主持参与了院内外多起急、危、重症患者的抢救治疗工作，建立了中风康复室，使脑血管病的治疗与康复有机地融为了一体。在中风病的治疗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现将老师的经验进行总结，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：

（一）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 从古到今，历代医家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的认识，经过了不断发展的过程，唐宋以前以外风学说为主，以“内虚邪中”立论，认为中风发病多由风邪外袭，正气不足所致。但唐宋以后，诸医家对中风病又有了新的认识，金元时期可谓是中风病病因认识的转折点，其期以内风立论，如刘河间提出“心火暴盛”；李东垣认为“正气自虚”；朱丹溪则强调“湿痰生热”。后明代张景岳倡导“非风”之说，提出了“内伤积损”论，清代叶天士明确以内风立论，并且进一步阐明其病机的关键为“精血衰耗，水不涵木，木少滋荣……肝阳偏亢，内风时起”，认为阴虚阳亢，肝风内动为主要病机。近代三张(张伯龙、张山雷、张锡纯)等人总结前人经验，探讨发病机理，认识到中风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肝阳化风，气血并逆，直冲犯脑所致。   任绪东教授认为各时期不同的病机认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、认知水平等水平有关，故师古而不泥古，主张中风病乃阴阳失调所致，以肝肾阴虚为本，亦重视阳气在发病及诊治中的作用。任绪东教授认为中风的发病与环境因素、情志失调、生活习惯、积损正衰等关系密切。中风多发于冬春之季，此时阳气升发，风阳暗动，加之肝阴不足，水不涵木，阴不制阳，阳亢风动而发中风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生存压力的加大，各种情志刺激，使气机不畅，痰、火、瘀、滞内伏，久致肝肾阴亏，阴不制阳，虚阳化风，风阳上扰，气血逆乱，引发中风；饮食的失宜致使脾胃生化乏源，不能滋养肝肾，劳逸的失常使精血暗耗，肾精渐伤，二者均能导致肝肾亏虚，脑失所养，而发中风；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脏腑功能的减退，年老体虚与久病体弱者，积损正衰，肝肾阴虚，气血衰少，虚风内生，亦诱发中风。    （二）辨以虚为本治以扶正为先   任绪东教授认为中风无论是偏虚还是偏实，无论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中风，无论其发病因素为气、血、瘀、痰、火哪端，其均以虚为本，因肾为五脏之本，内寓真阴和真阳，人体五脏六腑之阴皆由肾阴滋助，五脏六腑之阳又赖肾阳来温养，故肾精受损后，可引发其他脏腑的病变，又肝肾同源，母病最先及子，肝木失去肾水的滋养，则木枯反生燥火，致使肝阳上亢、肝风内动而发中风。故中风的病理基础为肝肾阴虚，任绪东教授强调其治疗应当立足于肝肾阴虚之上，故当以扶正为先，而后再根据不同情况辩证施治。急性期患者标实症状突出，“急则治其标”，任绪东教授主张此期患者应在扶正的同时通腑泻热以祛邪外出，即在固本培元、调畅气血的基础上配合祛邪的方法。《素问调经论》曰：“血之与气，并走于上，则为大厥。气复返则生，气不返则死。”可见中风乃血随气逆，上冲于脑，气机升降失常，胃失所降，浊邪不降，痰热亦不去，转逆而上扰脑窍所致。因此急性期患者加用通腑泻热之法能梳理气机，使痰热化，腑气通，浊邪下行，神明之府得以清净，又胃气得降，气机运化有度，气血运行顺畅，病自向愈。中风恢复期的患者大多病情平稳，但恢复期的治疗直接影响着中风病患者的预后。任绪东教授认为处于此阶段的患者不仅素体虚衰，又病后伤正，以致出现元气亏虚，肝肾精血不足，血瘀阻络的表现，如《医林改错》云：“元气既虚，必不能达于血管，血管无气，必停留而瘀”。如何祛除痹阻脑络之标实，恢复气血运行是恢复期治疗的关键阶段，治疗上应标本兼顾，采用滋补肝肾，益气活血之法治其本，肝阳上亢者治以平肝潜阳之法；风痰阻络者治以搜风化痰、通络逐瘀之法，以治其标。进入后遗症期说明久病入络，痰瘀互结，顽痰瘀血难除，治疗上应以滋补肝肾、补益气血、祛痰化瘀通络为主。任绪东教授认为中风后遗症期的患者重点在肢体语言功能的康复，来改善患者的生活状态，同时针对病因及易致复中的危险因素（血压、血脂、血糖等）采取相应的措施，来防止中风的再次发生。同时患者从健康状态进入中风偏瘫、失语状态，恐无法正确的接受现实，加之康复治疗又是个漫长的过程，患者往往会产生焦急、忧郁等悲观情绪，心理治疗成为不可轻视的必要环节。任绪东教授在诊治这类患者时十分重视与患者的沟通，用语言给予心理暗示及鼓励，以帮助患者提高自信心及治疗的主动性，有利其恢复。

（三）中风后遗症滋补肝肾为基 巧妙应用虫类药  中风病其症候表现极为复杂，自古至今对于中风病的治疗林林总总，纷纭多异。任绪东教授在临床应用中总结要治病求本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，而忽视了引起此症的根本，治疗时不论是虚实，都必须先固本求元而祛其表。中风病之根本为肝肾阴虚，因此任绪东教授以滋补肝肾为治疗大法，在此基础上根据辩证施治，收效良好。中风急性期痰热腑实证患者任绪东教授选用大黄、胆南星等荡涤肠腑中积滞，以化痰通腑泄热，热象明显加黄芩；年老体虚加生地、麦冬。任绪东教授将恢复期患者分为三种类型：肝阳上亢型以天麻钩藤饮为基本方加减选用天麻、钩藤、生石决明、川牛膝等药以平肝熄风，清热泻火，眩晕加菊花，烦躁加丹皮、赤芍；风痰阻络型以镇肝熄风汤为主方加减，选用川牛膝、川楝子、生龙骨、生牡蛎、赭石等药以化痰通络；气虚血瘀型以补阳还五汤化裁，选用黄芪、当归、赤芍、地龙等药益气活血，气虚明显加党参、太子参；语言不利加远志、石菖蒲。后遗症期痰瘀互结，阻气遏血，任绪东教授常应用桃仁、红花等活血化瘀药使瘀血祛，新血生，从而达到血行则气顺，气顺则痰消的目的。任绪东教授强调在活血化瘀时药量应适度，以防通络行气之品香燥伤津，应在方中配伍滋阴养血之品，一来防燥伤阴津，二来补血活血。此外任绪东教授常喜用全蝎、地龙等虫类药，借虫类药的峻猛之力来搜剔血脉中之瘀滞，收效良好。清代医家唐容川在《本草问答》中说：“动物之功刺，尤甚于植物， 以其动物之本性能行，而又具有攻性。”任绪东教授正是看中虫类药善行走攻窜之特性，远非草木植物所能及，以其通经达络，逐瘀搜剔之功促进患者肢体、语言功能的恢复。其中全蝎具有息风止痉、攻毒散结、通络止痛的功效，《开宝本草》言其可“疗中风半身遂，口眼喎斜，语涩，手足抽掣”，任绪东教授常将全蝎应用在痉挛期患者中以减轻疼痛。地龙则可通经活络、活血化瘀，任绪东教授将其应用于中风病恢复期和后遗症期元气大亏，血运不畅，瘀阻脉络者。任绪东教授指出中风病后遗症期患者常有强痉挛缩、肢体疼痛的症状，而虫类药的应用不仅活血通络，还能解痉止痛，可明显解除患者的痛苦，从而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，可见虫类药在中风病中应用的重要性，任绪东教授强调勿忘活血化瘀乃治标之法，切记扶正固本，滋补肝肾才是根本。     任师采用补阳还五汤治疗中风后遗症时不拘谨此方，强调君药黄芪的用量要重 ，要突出通过补气来行血的治疗特点，黄芪重用可降压，量轻则升压。在治疗高血压病时，黄芪用量必在30g以上，故补阳还五汤治疗中风病时，血压不仅不升，反而下降，但黄芪用量也不应太过，应考虑到连续的治疗过程，同时结合患者气虚的程度及脾胃功能的正常与否权衡用之。在一般情况下，黄芪开始的用量应控制在30～60g之间，如气亏程度较甚，同时又无其他禁忌症时，可逐渐增加剂量至60g以上，但连续用量不宜超过120g，因为用量过少，不仅达不到治疗目的，还会贻误良机，丧失使患者肢体功能完全恢复的可能；若连续超剂量使用，则可因患者病后脾胃运化无力而导致气机壅滞，轻则影响患者正常的食欲，重者可导致湿热内生、痰浊壅滞，反而会分化治疗的主攻方向，影响整体治疗效果，同样不利于患者的全面康复。同时，任师强调脑中风治疗虽然离不开活血化瘀法，但活血化瘀药用量要轻，因为中风患者多为老年人，阴阳偏衰，而活血化瘀之品性多温燥，具有耗血动血之弊，若一味攻伐，则极易导致出血； 另外，中风后肌张力大多偏高，筋脉拘急、屈伸不利，方中加藤类药物，如鸡血藤、络石藤、忍冬藤、钩藤等以舒筋活络，则能缓解患者肢体僵硬、挛缩等症状，此外方中若加上全蝎6g，研末冲服，以搜风通络，其疗效可大大加强。